3月23日凌晨，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，将对中国价值高达500亿美元（约合人民币3165亿元）的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，同时实施投资限制。
作为反制，3月23日早间，中国商务部发布了针对美国进口钢铁和铝产品232措施的中止减让产品清单并征求公众意见，该清单包含7类、128个税项产品，涉及美对华约30亿美元出口。
中美贸易战一触即发。
贸易战又称“商战”，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打响的经济战争。它虽然不像实打实的大规模军事战争那样深刻影响世界格局，但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的贸易战都或多或少影响了历史进程。
拖垮苏联的贸易战
二战结束后，美国推出“马歇尔计划”，意图通过经济援助来控制欧洲。为了反击“马歇尔计划”，苏联也推出“莫洛托夫计划”，与保加利亚、匈牙利、波兰等东欧国家签订一系列贸易协定。“马歇尔计划”最终只在西欧16国实施。
1949年1月，苏联与东欧国家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，简称“经互会”。同年11月，美、英、法、意等7国成立“巴黎统筹委员会”（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），简称“巴统”。这样，东西方两大集团的贸易战争正式有组织、大规模地展开。
到了上世纪80年代，东西方在经济方面差距越拉越大，东欧国家与苏联的矛盾也在加深。美国在暂时稳住美元霸权后，开始对苏联发动更加全面的贸易战。具体做法是，抓住每一次机会限制西方对苏联的技术出口，遏制并打击苏联可以换取外汇的经济领域。经过精心策划，美国把苏联的石油产业作为打击对象。美国发现，苏联经济的弱点在于它对石油出口的依赖很大，如果国际油价下降，苏联出口换汇能力就会下降，而外汇储备下降，主权风险就增加，西欧国家的银行在给苏联发放贷款时就会更加谨慎。于是，美国一方面说服沙特阿拉伯增加原油产量来降低国际油价，另一方面采取缩减本国需求和战略储备等举措进一步打压油价。美国还要求西欧及日本时刻做好准备，一旦油价上涨，就抛售战略石油储备，以打击石油投机，平抑油价。此外美国还实施了其他一些打击苏联经济的措施，包括利用“巴统”限制西欧对苏联的技术出口，利用经合组织等国际机构限制给苏联提供贷款，以及鼓励西欧国家利用各种替代能源，减少对苏联天然气的依赖，从而控制了苏联从西欧获取硬通货的途径。
在美国的强大攻势下，苏联的出口收入因国际油价下跌而大幅下降，美元贬值又进一步使其出口所得外汇缩水，经济陷入一片混乱，最终走向全面崩溃。
重创日本的贸易摩擦
20世纪80年代，日本经济进入最为辉煌的时期。经过近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，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并在80年代中期成为最大债权国。
在出口导向经济战略引导下，日本连续10多年对美保持贸易顺差，并且数额逐年增加。1970年,日本出口贸易额为189亿美元,仅为美国的16，16年后增至2108亿美元,基本与美国（2173亿美元）持平。1970至1986年的16年间，日本出口规模扩大了10倍，而美国仅翻了一番。在此期间，日美之间贸易摩擦日趋尖锐，范围也逐步扩大。50年代摩擦的焦点是纺织品，60年代转而变为钢铁，70年代时，彩电成为摩擦的中心，80年代摩擦对象则是汽车，严重触及美国国内的支柱产业。以汽车生产为例：二战刚结束时，日本汽车年产量不足1.5万台，仅占同期美国汽车产量的0.2%。至1980年，日本汽车产量超过1000万台，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生产国。当时美国汽车在日本市场仅占1%的份额，而日本汽车却在美国挤占了近13的市场。这一时期，日本对美出口势头呈现咄咄逼人之势，而美国国内经济出现衰退，经历了第二次石油危机的重创，还面临着财政赤字与贸易赤字的双重困扰，美国对日本的经济优势逐步丧失。
为了挽回局面，向来奉行自由贸易政策的美国政府开始实行贸易保护主义，逼迫日本签订自愿出口协议。在此基础上，美国提出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来增加其出口产品的竞争力，以改善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，由此，美日签订了“广场协议”。“广场协议”给了世界一个明确信号——日元升值空间巨大。于是，国际游资大举进入日本，股市、楼市形成巨大泡沫，日本出口遭受重大打击。当1991年泡沫破灭后，日本经济开始长期处于低迷状态，其影响至今仍未消除。
旷日持久的香蕉贸易战
欧盟于1993年成立统一的内部市场，制定了一整套香蕉进口制度。美国认为欧盟的规定偏袒了与欧洲国家关系密切的一些非洲、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的香蕉生产国，因此向世贸组织起诉欧盟。自1996年美国同拉美一些香蕉生产国一道向世贸组织状告欧盟后，欧盟连输三场官司。在世贸组织做出欧盟违规的裁决后，尽管欧盟对其香蕉进口制度进行了调整，并于1998年10月公布了新的制度，但美国仍然认为其“歧视性色彩”严重，从而要求欧盟让步，否则美国将于1999年初对来自欧盟的商品征收100%的报复性关税，年制裁额约为5.2亿美元。这一数额，正是美国国内最大的三家水果公司奇迹达、都乐和戴尔蒙特所声称的，由于欧盟双重标准政策使其年均受损失的总额。
此后，欧美双方在世贸组织有关法律的基础上进行了多轮磋商，在平衡各方利益后，双方最终于2001年4月达成协议：欧盟于2001年7月1日起实行新的香蕉进口规定，在2006年之前取消进口许可证制度，自2006年1月1日起全面实行征税制度。美国则于2001年7月1日终止自1999年4月对欧盟产品实施的惩罚性关税措施。
在这场久拖不决的香蕉贸易争端中，由于欧盟的香蕉进口制度给拉美国家的出口造成困难，进而影响到这些国家的外汇收入。例如1998年1至10月，厄瓜多尔的香蕉出口收入比1997年同期减少了170亿美元，其收入仅相当于1993年前的25%。巴拿马在欧盟配额制度实行前，每年香蕉出口收入有210亿美元，在其出口的4000万箱香蕉中,有81%进入欧盟市场，而1998年其出口收入只有120亿美元。因此，导致双方将对抗心理转移至其他贸易。此后欧美之间发生的激素牛肉、转基因食品以及有关飞机噪音的规定等贸易摩擦，或多或少都与这一因素有关。
如果考量西方发达国家贸易发展的历史，就不难发现，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贸易史实际上是一部贸易保护史，其中贯穿着一个规律：每当发达国家经济不景气时，就实行贸易保护主义，而当经济繁荣时，它们又极力鼓吹贸易自由化。这样做，是为了确保国家利益最大化。
当中国加入WTO，满怀希望地拥抱自由贸易之时，却遭到来自发达国家越来越多、花样翻新的贸易保护。1979年至2008年，全球共有38个国家对我国发起过贸易救济调查，案件总数达990件，其中反倾销案件占90%。截至2011年，中国已连续17年成为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世贸组织成员，连续6年成为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世贸组织成员。
当前，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暗流涌动，中国则成为国际贸易争端的靶心。作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，我们今后可能会遇到更多的贸易摩擦和争端。在面对贸易战的时候，我们要敢于和善于在WTO法律框架下解决贸易争端。同时，要充分发挥中介组织的作用，增强企业主动采取措施避免贸易摩擦的意识，进一步发挥企业应对贸易摩擦的主体作用。
